托约·邓宁有句话出现在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中，因而今天非常有名。事实上，它赤裸裸地揭露了，设置不同参量的利益，会对人性的底线形成不同级别的挑战：

　　“资本有20%的利润，它就活跃起来;有50%的利润，它就铤而走险;为了100%的利润，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;有300%的利润，它就敢犯任何罪行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。”

这句话用在“学生营养餐”事件中再合适不过了。

　　一、营养餐事件是怎么回事呢?

　　2011年，政府为了帮助贫困农村义务教育学童填饱肚子、改善营养，拨出一笔资金。按照国家设计的参量，全国应该有22个省份、699个试点县2600万名学生，每天得到4元的餐补。而国家每年支付的补贴总额高达160亿。因此专门在教育部成立了领导小组推行，这应该算是天大的好事了。

　　但是，教育部官员们渐渐认识到，让小学生们吃上营养餐简直就是“时代难题”。

　　为什么呢?那就是后来全国许多个乡县接二连三、大面积地出现“克扣营养餐丑闻”。比如，网友公布的河南某校一段视频，食堂墙壁上明明贴着伙食标准，是鸡、包菜、蒜薹、西葫芦四样，可所有学生排队打的却只有素面，但其实这还不算什么。

　　因为在另外许多类似事件中，有的学校直接把给学生补助砍半，每人发2元钱，剩下的钱则不知去向;还有的学校给学生们提供发霉变质的食品，甚至长蛆的食品，导致学生腹泻、食物中毒等等。

有人统计过，这些克扣营养餐的行径，平均“利润率“竟然达到30%以上，有的甚至达到了52%，也就是说每年大约有50~80亿元的营养餐被相关人员“偷吃”，不可不谓疯狂。

　　这就到了不得不采取措施解决的地步。

　　二、在解决问题之前，我们先得找到责任主体是谁?

　　常常看到一种简明的问题分析逻辑：即谁出问题谁就是最大责任主体。

　　从这种逻辑出发，能够得出很多观点，但这些观点对不对呢?还要另说。

　　有的人说最大的问题是供餐企业，供餐企业给了校长好处，把校长拉下水;有人说主要责任人是校长，因为校长先贪腐了，供餐企业难为无米之炊;还有人说，这两方小角色其实半斤八两，主要的责任应该归到上一级的政府监督部门。

　　可政府其实已经出台了《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》，后来又增补了许多细则，很多条款细化到了供餐企业的采购、贮存、供应、财务等等，但同样的问题还是屡禁不止。

　　因此，从表面上看，政府、校方、供餐企业的相关负责人都有问题，而且问题大小不分伯仲。那么，如果把这个利益链条上出问题的人通通换掉，能保证新上来的人不出问题吗?实话实说很难。

　　既然换人都不能保证不出问题，那么还能说，问题出在校方、供餐企业或者政府这些人的头上吗?

　　因此，这些人都不是问题的根源。问题的根源在于利益结构本身。

　　供餐企业的利润，来自160亿元的营养餐补贴，这个金额虽然庞大，但是摊到每名学生只剩4元，但就目前的物价水平，这个补贴的参量设置必然导致供餐企业的利润不会很高，为了保证可观的利润，就只能从学生口粮的克扣上下功夫。这就形成了一对零和博弈。

　　根据我们前面引用的托约·邓宁观点，资本，你不可能要求人家不赚钱，只赔钱。这根本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这是基本的“人性”使然。

　　如果改变机制的参量，即适当提高政府补贴金额，使供餐企业不用克扣食材也能保证可观的利润，那么供餐企业在依法赚取可观利润，和非法牟取暴利而被处罚之间权衡，就不会轻易冒风险。

但是，在参量设置无法变动的情况下，在这种零和博弈结构下，供餐企业为了获得利润和增长，就必须对食品降标准，为了明目张胆地降标准，就必须先把校长拉下水，校长为了应付上级监管也必须上下其手。

　　所以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，它的内在根源，是机制矛盾冲突的问题。怎么解决呢?

　　三、常规做法是相互监督，相互制约等等，我们来对比以下几种监督方式有何利弊。

　　1、前面说过的政府官员监督行不行，为什么不行?

　　政府官员的管理监督是相当耗费资源的，首先公务员的工资都不低。而我们为了管理好市场，设置了很多管理人员，为了管好管理人员，避免管理者贪污腐败，又设置了监察机构，为了管好监察机构，又要在监察机构上再设“中纪委”，一层层的管理不仅效果不明显，反而管理成本在不断增加。

这样一来，简单的问题变成了复杂的问题。开头我们说过，机制设计的四大原则，其中一条是简单。从这方面讲，政府监督的方案已经可以排除了。

　　2、那群众监督行不行?

　　我们知道，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，群众监督也是要花费时间的，不过，在计划经济时代，有很多闲人，他们到处去捉，到处去查。因此群众监督非常高效。

　　可现在市场经济时代，闲人不多了;因为市场经济的特征，一定是每个人为了赚钱，最后把所有时间、精力都用进去了。因此，闲人越来越少，所以群众监督的客观条件被破坏了。

　　此外，群众的信息来源渠道也是有限的。还有上面谈到的，很多人对情况的分析逻辑是浮于表面的，分析判断很有限。

　　3、既然群众监督不靠谱，那么媒体监督行不行?

　　媒体监督属于第三方监督，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假设来说明。

　　首先，我们假设第三方是公平公正的。然后我们举出反对理由，因为第三方也是利益主体，而只要是利益主体就可以被收买，所以第三方监督也是靠不住的。这个假设也就基本被证伪了。

　　教育部曾经有人提出“校长陪餐”，行不行呢?

　　其实这个命题已经有答案了。校长陪餐还是没有解决贪腐问题。只要有利可图，每天一边收着万把块钱，一边吃着素面完全不是问题。所以校长陪餐效用仍然堪忧。

　　4、最后，有人提出一种监督方式——“家长陪餐”，可靠吗?

　　这个当然可靠。因为利益相关者监督才是真正有效的监督。

　　孩子利益就是家长自身的利益，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最好的看护者，家长不会为了一点贿赂而损害自身的利益。只要给家长这个权利，每天轮换去做义工，他们一定是全力以赴的。

　　试想，如果供餐企业要去收买家长，那他得收买全体家长才有用，那就很不划算了。所以这个办法比校长陪餐、第三方监督、群众监督靠谱得多。

　　家长监督相比政府监督，后者需要不断设立层级和出台法案来进行，家长监督则不需要任何外力，不需要耗费什么成本，完全符合大道至简的机制设计原则。

　　因此，所有利益的问题，还是要用利益的方法解决。利益相关者监督是其中的一种。

　　不过，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来讲，比形成监督更彻底的办法是调整博弈结构，形成自约束。

　　具体来讲，就是解决供餐企业收入与学生营养餐丰俭程度的矛盾关系，让供餐企业的收入来源，不全部来自营养餐，而是要来自另外一个渠道。给他开辟第三方收入来源，彻底杜绝克扣食材问题。

　　打个比方，政府在4快钱之外，再拿一笔钱出来，补贴给营养餐做得好的供餐企业，只要营养餐做得好的，家长的口碑、学生的点赞高，政府就给你重奖，但是重奖的金额“参量”很关键，要产生效力，则一定远远大于克扣食材能带来的利润。这样一来，绝大多数供餐企业，一定会给孩子们做出最像样的营养餐来。

　　四、“接下来，咱们对今天的内容做个小结：

通过对营养餐补贴案例的分析，相信读者一定理解这一切背后的逻辑，你会发现很多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一群人的责任，而是机制的问题，机制背后就是两个字——利益。

戴天宇教授对机制设计四大原则有很好地总结：基于利益、植于人性、驾驭参量、回归简单。

　　我们解决利益问题，当然要回到利益的方法。不过运用利益的过程中，必须符合人性，选择合适的参量，才能产生效力。其次设计出的方案应该尽量简单，因为复杂的方法不仅浪费成本，而且会滋生新的问题。

　　据此，我们在营养餐补贴事件中推导出结论，利益相关者的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。当然我们认为有比监督更好的办法，即通过调整博弈结构。解决供餐企业收入与学生营养餐丰俭程度的矛盾关系，形成供餐企业自约束，这是更彻底的破局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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